从小学到大学，我的老师有近百位。说来惭愧，在脑海里检索一番，其中有一半已淡忘了，另一半中的一半也只剩下概念。这就好像演电影，镜头越拉越近，最后能出现特写镜头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小学最后一年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瞿绪成是特写镜头中的人物，而且形象最鲜明。
瞿老师是在老师形象被严重扭曲了的年代给了我完整而正面的“老师的感觉”。那是在一个以“学黄帅批师道尊严”为主题的班会上，瞿老师情绪很激动，脸涨得通红，手舞着粉笔说：“我们这些拿粉笔的人就像拉平板车的人一样，靠劳动吃饭，有什么尊严可批？！”那次班会，成了瞿老师的“独角戏”，没有一个学生发言。其实，我上小学和上初中的时期，斯文扫地，“师道尊严”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只能到故纸堆里去找了，策划“学黄帅批师道尊严”的人纯属无事生非、无的放矢，自己给自己添热闹。我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孩子，本不知“师道尊严”为何物，倒是这次班会，使我们发现“师道”的确很有“尊严”。以后，我一见到“师道尊严”这个词，就会条件反射似地想起瞿老师在那次班会上的言谈举止。这算什么？从当时的角度看，是正面教育有了反面效益；从今天的角度看，则是反面教育有了正面效益。
那时的课程少，班主任在支配时间上自主权很大。瞿老师常利用下午没课的时间安排他喜欢的节目，其中最拿手的是诵讲他新创作的小说。让我们最感到有意思的是，瞿老师在诵讲过程中从不说“我这里怎么怎么写”，而一律说“作者这里怎么怎么写”。诵讲的时候他是那样的陶醉，那样的自信，那样的目中无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自称“作者”的人，当时觉得“作者”是个神圣的名称，瞿老师的小说在我们市里的文艺刊物上发表过，只有他这样高明的人才配自称“作者”。1979年我上大学，学的是文艺理论专业。我对同龄的同学讲，我比你们早六年就上过文学创作课了，我的文学创作课是在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上的，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的不起眼的小学里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学教师上的，我对此很感自豪。瞿老师的小说水平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许不值得恭维，但他诵讲自己小说的课堂效果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不可估量的。上大学后，我学过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但几个基本观念始终改变不了，那就是：文学作品首先要感动作者，然后才能感动读者；文学作品首先要自娱，然后才是娱人；文人天生就应该自我感觉良好，就应该绝对相信“文章是自己的好”！这些基本观念都是瞿老师给我的。
瞿老师戴眼镜，留分头，身材适中，衣冠整洁，站在讲台上文质彬彬，很有风度。他的歌唱得好，比我们的音乐老师唱得还好，我至今还记得他弹着风琴教我们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情形，这首歌我至今还爱唱；他的篮球也打得好，上场前，总有同学帮他用绳子把眼镜腿捆在耳朵上，上场后，同学们大声为他喝彩；对了，他的字也写得好，学校的标语口号都是他写的，我曾有两年刻意模仿过他的字体。在我眼里，瞿老师是一个人品和才学识趣均衡发展的人。
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瞿老师。好像我们毕业后不久他调了一次工作。上中学时，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和他在一个小学共事。有一次，这位同学的母亲对我说：“瞿绪成老师念叨过你，说你是他的好学生。”那时我年少，对这句话并未太在意，但二十多年过后的今天，我倒常常想起这句话，而且每一次想起，心中都是一阵温暖。推算一下，瞿老师现在大概六十岁上下，或许已经退休，或许还在工作。当年他念叨我的时候我不念叨他，今天我念叨他的时候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我。记不记得都无所谓，我珍惜与他的那一年师生情缘。以瞿老师的才情，以现在的生活条件，他的晚年生活肯定是丰富多彩的，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我祝他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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